杂谈 | 郭敬明写网文的话,会梦到priest吗?

CW小管家 CW未命名色彩 2021-12-26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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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micky

编辑 | 可乐

图源 | 网络

制作 | 星水



杨玲老师的《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是一本奇书。


首先,这个题目就很惊人。先简短引一段导论中的内容:


本书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阐释新世纪以来的部分文学现象,勾勒新媒介时代的文学文化与文学经济,重新测绘文学在当代文化场域中的位置。郭敬明是坚持纸媒出版的畅销书作家,耽美是网络文类和文化,二者看似并不相干,但却貌离神合。首先,他们都在新世纪前后出现在中国流行文化的舞台上,都与日本动漫文化有深厚的渊源。【……】 其次,耽美是描绘男男同性情爱故事的文类,而郭敬明的大部分作品也以同性之间的友谊和羁绊为主题。再次,无论是耽美,还是郭敬明,其受众都以年轻女性为主,都是新世纪女性向文化的一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二者都是新世纪的文化先锋,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尽管饱受争议,但他们都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写了我们对文学的认知。


本书标题中的“新世纪文学研究”既可以读作“新世纪文学·研究”,即针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可以读作“新世纪·文学研究”,即2000年以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新世纪文学”是一个庞大的能指,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绝无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本书只选择我熟悉的文类、作者和作品展开研究,权当管中窥豹,意在抛砖引玉。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阐释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若干理论概念,第二部分介绍美国学界近年来出现的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围绕郭敬明和耽美展开的具体的批评实践。(第2-4页)[1]


[1] 杨玲 《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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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杨玲老师的路子,就先从本书的“第二辑 方法”部分讲起。第二辑收录了作者的两篇文章。


《远读、文学实验室与数字人文:弗朗哥·莫莱蒂的文学研究路径》一文中介绍的“远读”(distant reading)这一概念,挑战了为学界津津乐道,奉为圭臬的“细读”:


莫莱蒂认为,存在着一个可被划分为中心和边缘的不平等的世界文学体系,无法用传统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可译作‘近读’)方法来研究这一体系,因为细读是一种‘神学操练’,它以及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极少量的文本,导致大量的文学作品从未被研究者阅读。(67页)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而与“细读”常常关联着的,是同样著名的“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书中第二辑第二篇文章《症候阅读、表层阅读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革新》一文中介绍的“表层阅读”这一概念也令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非常丰富和精彩,先不论同意文章观点与否,至少是反拨“症候阅读”的一次集中整理和表述。如果不嫌冗长,我尝试摘编几段如下:


由于马歇雷和杰姆逊等症候阅读的倡导者都是阿尔都塞主义者,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将要辨识的症候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症候阅读就如同一个作弊的侦探,把自己的观点呈现为小心谨慎的侦查工作的结果,赋予其权威性,但其实这个侦探在着手调查之前就已经知道凶手是谁。(84页)


酷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塞吉维克曾将人文学科盛行的怀疑阐释学称之为“妄想狂式阅读”(paranoid reading)。此类批评以揭露(exposure)为信仰,以为将某些东西揭示为问题,就离问题的解决倘若不是只有一步之遥的话,也至少是在解决的路上了。对揭露的执迷还依赖于将那些观看“真相”的人设想为天真无知的大众。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被各种媒介浸染的大众会对“意识形态是自相矛盾的、拟像是没有原本的、或性别表征是人为的”等宣称感到震惊?(86页)


拉图尔指出,现在的“危险不再来自对扮作事实的意识形态观点的过度信心……而是来自对可靠事实的过度不信任,因为事实被伪装成了坏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的博士生教育仍然在向学生灌输“事实都是虚构的”“自然的、未经中介的和不含偏见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都是语言的囚徒”“我们总是从某个特殊的立场发言”等信条,但危险的极端分子正在用同样的社会建构的观点摧毁能够拯救我们生活的证据。拉图尔认为,批判理论的解释结构已经和阴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ies)越来越像,只不过前者使用社会、话语、知识/权力、力量场、帝国、资本主义等更“高大上”的原因,后者总是将问题归结为人性的贪婪与邪恶。【……】目前的批判工具只是在将批评家塑造为洞察真相的精英,而“把世界上的其他人都转变为天真的轻信者、恋物者、宰制的不幸受害者”。在拉图尔看来,批判家不是揭穿真相的人,而是集合者。他/她不是去给轻信者制造麻烦,而是为参与者提供聚集的场地。他/她不是偶像破坏者,而是认为事物一旦被建构,就必然是脆弱的,需要小心照看和谨慎对待。(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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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表层阅读”理论的诉求很容易理解,很值得认真对待。对于这本书来说,“表层阅读”理论也成为了作者“学者型粉丝”身份的背书。


在“远读”部分,杨玲老师介绍了莫莱蒂文学实验室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些例子,在我这个计算机系学生看来,其实是基本的文本统计、语言学和可视化分析,值得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读者参考。真正困难的,还是“对数据的分析和阐释的能力”、“从小说标题的语言学信息中解读出文学市场的变化、文类的变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82页) 看来无论是“细读”还是“远读”,“症候阅读”抑或“表层阅读”的讨论,都终归指向了“学者应该如何读,研究应该如何做,批评应该如何写”的问题本书对“远读”和“表层阅读”的绍介确实恰逢其时。(这两篇文章在知网上也可以获得)


而“第一辑 概念”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阐述的“代入感”“社会性”“世界建构”“性别”四个概念,对于熟悉网络文学及其研究的读者来说,则近乎常识。有趣的是在阐述“代入感”这一概念时,杨玲老师比较了《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与《无限恐怖》两部作品,并认为“《无限恐怖》提供了比《冬夜》更丰富的阅读体验” (10页)。我对此保留意见,有机会另文讨论。



下面让我们进入“激动人心”的第三部分——“实践”篇。


为什么是郭敬明和耽美?作者在导论中写到:


郭敬明和耽美之所以吸引我,就在于他们都符合我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性别正确”【……】我在研究郭敬明和耽美时采用的就是这种受酷儿理论启发的性别视角。女性读/作者群的崛起以及大量非正统的性别观念的表达,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流行文学最突出的特质。在网络文学场域,这主要体现在女性向文学网站和文类的出现。女性读者作者在网络上拥有自己的写作社群,避开了男性主导的精英文化圈的审查和批评,发明了耽美、变身、女尊、百合等新型文类,松动、打破、扭转了现存的性/别藩篱。网络文学场域中男性向文学和女性向文学的分庭抗礼,在纸质文学场域则显影为韩寒和郭敬明的对抗。在我看来,这两位80后偶像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是社会责任的有无,而是性别观念的抵牾。韩寒延续了男性知识分子写作的传统,将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当做“男人世界的某种情感寄托”。郭敬明塑造的女性形象则不再是男性欲望的简单投射,而拥有自己独立的欲求和主张。放眼中国现当代文坛,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像他那样细致、生动地刻画女性内心世界的男性作者,他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忠实的女性读者。在郭敬明以女性视角来书写当代“青春之歌”时,女性耽美作者也主动采用男性视角来想象、探索更平等、更热烈的情爱关系,并获得部分男性读者的喜爱。正是在这种性别身份的转换和边界的穿越中,各种不合常规的欲望、角色和实践获得表述和操演的可能。(11页)


这一段论述中,作者清楚地表达了这本书的思路的立场和理由。在第三部分“郭敬明研究”和“耽美研究”中,每一章节的核心任务都是为二者做出辩护:回应关于最世文化的“文学产业化”、作为“明星作家”、“文化商人”的郭敬明自身的符号化和“推销性”问题,回应关于耽美的“虐恋”、“乱伦”、“强奸”等问题。读后都有启发。作者谈“耽美社群自治”和“粉丝经济”的两篇文章,也容易接受,在知网上引用量和下载量也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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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下面三章。


《IP时代的著作权、抄袭与创新:重“审”庄羽诉郭敬明案》一文中,作者下了极大功夫“细读”《圈里圈外》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两部作品,辨析文学作品“抄袭”问题的复杂之处,因为作者认为,抄袭一案影响到了读者眼中郭敬明作为作家的声誉。但其实我想说,我作为后来的读者,首要关心的是这部作品本身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抄袭与否是后话。就算我退一步,认为《梦》没有抄袭问题,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梦》这部作品的分析也让我汗颜:


陆叙的死亡以及林岚之后的反应,却让《梦》从一个好看的校园言情小说升华为具备相当思想深度的成长小说。(164页)


《圈》的主题或可概括为“迷失”:一群已经在社会上立足的文艺青年、知识精英如何在生活/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中逐渐迷失自我。《梦》的主题则是成长:中间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女性如何在阶层急剧分化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人生的目标和行为准则。(167页)


《梦》通过林岚的成长历程,建构了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道德理想,一种以独立人格、个人奋斗和善良秉性为核心的价值观。(169页)



我想先将杨玲老师对郭敬明作品的解读介绍完。


《<小时代>与新世纪的性别化情感结构》一文中,作者创造性地将《小时代》解读为一部关于女性个人主义者组成友谊共同体的故事,而在作者所铺陈的“20世纪文学话语中的情感结构”的视野中,《小时代》给出的友谊共同体成了“家庭”、“民族”、“革命行动主义”之外的“一套新的情感结构和应对方式”:


在后社会主义情感结构中,青年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和保障,只能依靠个人力量处理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压力和风险,对“更高生活”的追求也因此转化为对“更好生活”的期待。与此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代际的鸿沟、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实际行为规范之间的巨大落差,年轻世代还必须承担重建道德生活准则的重任。朋辈群体取代家庭和国家,成为个人依靠的主要安全网络,以平等和信任为基础的同性社交也为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意义。


【……】


它对社会主义情感语法的拒绝和改造——拒绝用“我们”遮蔽“我”,但又以友谊的名义言说“我们”,而不仅仅是“我”,甚至在姐妹情谊中纳入阶级维度,试图缔造一个跨阶级的小群体。更重要的是,《小时代》的情感结构是高度性别化的,是以当代年轻女性的生活经验和个体化为中心的138页)


我认为这可真是最有可能将《小时代》点铁成金的一招,不容小觑:


友谊是四位女孩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感支持,也是她们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四位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友情的存续,但她们的男友不仅没能将她们拆散,反而都被卷入女性友谊的漩涡。如顾里的男友顾源和林萧的男友简溪是好兄弟,南湘的第三任男友顾准是顾里的亲弟弟。(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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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还真有一定道理,槽点我最后再吐槽。不过,如果将《小时代》完全解读为一个“友谊地久天长”的故事无疑是天真得过分,幸好作者还注意到了其中“姐妹情谊的政治学”


不过,《小时代》中的“友情天地”并不是一个众生平等的大同世界,相反,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甚至成为阶级和解的喻说(144页)


《方舟》和《小时代》的故事表明,女性之间持久的结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通过长时期相处而产生的了解和新人;二是比普通男性拥有更多政治或经济资本的女性领袖。在女性团体中,必须有人能提供异性恋关系所带来的资源和便利,否则就会有相对弱势的女性成员投奔男性,用异性恋婚姻来解决个人困境。(145页)


作者也不是读不出《小时代》中的“背面”,在《愤世、媚俗与自我规训:<小时代>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比较》一文中,作者写到:


事实上,《小时代》不仅不是一部青春励志小说,反而像《红楼梦》一样弥漫着宿命观念和虚无主义。【……】浩瀚宇宙与小小星辰的对比,【……】,是为了传达个体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洪流中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无力感。(151-152页)


然而,对于林萧等家境普通的上海白领来说,这种在职场顽强打拼、冲锋陷阵的个人奋斗神话,说穿了不过是“像匹马一样丧心病狂地为公司赚钱”,“每天拿着秒表来掐着时间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奋斗神话中受益的永远是资本家,而不是身心健康严重透支的雇佣劳动者。正因为如此,《小时代》将上海这座‘资本之城’想象为吞噬性的怪兽,对其进行无情的嘲讽和诅咒


(林萧)每一次想到上海,脑海里都是一个浑身长满水泥钢筋和玻璃碎片的庞大怪物在不断吞噬食物的画面。它流淌着腥臭汁液的下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咀嚼,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人,前仆后继地奉献上自己迷失在这个金光涣散的时代里的灵魂和肉体——这些就是这个怪兽的食物。

两百年来,上海都是如此,在无边繁华奢靡的外壳下,装载着一个永远饥饿的灵魂,它优雅而又贪婪地咀嚼着一切,无时无刻不像一个穿金戴银的饿死鬼。


最终,林萧在爱人和朋友死去之后,“换了工作,换了居住的城市,换了过去一切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厚达900页的《小时代》三部曲虽然只用了一闪而过的两行文字来交代林萧劫后余生的幡然醒悟和彻底转变,但她的生活选择已经足够表明小说文本对“梦想”“奋斗”等主流话语的疏离,更不用说小说结尾那把象征中国新富阶级的焦虑和恐惧的毁灭性大火(152-153页)


作者在论证电影作为造梦机器,“弱化了小说现实和残酷的一面”,强化了“梦想的力量”,表达了对小时代电影的不满后,总结性地写到:


归根结底,郭敬明最好的作品,不是《小时代》,而是他自己,只有他才是这个“小时代”的真正传奇。凭借才华、勤奋和运气,这位来自四川自贡小城的外省青年在上海亲手缔造了一个出版王国。是他本人的存在,而不是《小时代》小说或电影里的梦想意识形态,鼓舞着当代年轻人继续相信中国梦,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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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遍读完这本书后,我特别兴奋地和朋友分享书中的理论部分,以及作者从性别意识和女性故事的角度对郭敬明作品做出的解读。可以感受到作者是一位真诚的阅读者和批评者,忠于个人阅读体验和生命经验,忠于自己“性别正确”至上的文学观。作者在书中写到,自己只想研究自己喜爱的作家,自己不喜爱的作家留给别人研究,这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也不是坏事。将这本书的郭敬明研究部分,视作一位郭敬明“脑残粉(321页,作者“致谢”自云)+学术粉”用心良苦的精细辩词,是恰当的;但我更觉得,作者是在借郭敬明本人,郭敬明作品以及郭敬明现象,来表达自己难以寄托的关于性别政治的思考和个人生命体验,而当下时代竟然使得作者除了郭敬明外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作家及其作品可以担当这一责任,在我看来不无悲剧意味:


提出抄袭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简单地把郭敬明判定为“文坛小偷”,然后自以为道德正确地忽视他的才华和成就。这样的行为适于媒体作秀,但却无助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学专业的许多同仁一样,我已经很多年不看文学作品。较之博大艰深的西方理论著作,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已不构成智识上的挑战。我只是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有过一段废寝忘食的文学阅读时光。读硕士时,因为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又读了一些英语文学作品。不过那时的阅读,已经没有多少乐趣可言,完全是为了写论文,挣学分。郭敬明和最世作者的作品常常唤起我遥远的青春记忆,让我重新体验到小说阅读的快感。在一个稍微空闲的日子,我会躺在床上,连续花上四五个小时读完一两期《最小说》,沉浸在他人的世界里,忘却生活中的一切烦恼。这种短暂的逃离,就像一个暂停键,让我在充满无休止的压迫感的学术生活中获得喘息的机会。100页,《聚焦郭敬明:问题、困惑与思考》)


这段学者言说自己阅读与研究的处境和心态的真诚文字,让我联想到“80后”文学批评者杨庆祥老师在《80后,怎么办?》一文中,描述他求学以及任教时的“蜗居”经历以及相伴而生的失败感和沮丧感,追问到这一代人的“历史虚无主义”,而这时他也关注到了登载在《人民文学》上的《小时代》,以及在网上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 [2]


[2]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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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得说,在借着读完这本书所引发的激情,我又重新翻开《小时代》后,读了两页仍然读不下去,这种阅读体验也是真实的。我认为《小时代》可能配不上杨玲老师如此用心良苦的解读,它的思想史价值恐怕远大于文学价值,反而是网络耽美文学还有更多可能。初代读者过后,现在还有兴趣阅读《小时代》的新读者,又有多少?杨玲老师可以调查一下——


不需要从小说的情节和思想内容上进行讨论,单纯就《小时代》的写作语言和小说形式,就让我这个读者难以接受,我认为郭敬明小说中即使不算拙劣的那些技巧,也已经在无数网文作品的映照下黯然失色。反复出现的无聊的谐音梗(“当月时经”-“当时月经”;“颜白松”-“白岩松”)和拙劣的笑话(唐宛如大叫“我的奶”),读着不尬我服你。还有漫长的,不分章节只用空行隔开的段落连缀,我实在看不出逻辑——《梦里花落知多少》完全不分章节,《小时代》一章二三十多面,不分节。关键是章节并没有逻辑,任意地闪回,任意地抒情,当我看到杨玲老师在书中为郭敬明作品总结出时间线和人物故事时我不由得感叹作者真是下功夫了(摊手)


很少有学者细致地分析郭敬明作品的排篇布局,文学技法,语言风格,大多高蹈在作品思想倾向层面,也许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很多批评家只是印象式的批评,没有细致读过郭敬明作品。但作者自己立论所依凭的,也只是自己总结出的故事情节,谈论的也只是被蒸馏之后的作品而已。我想即使郭敬明作品有如作者所苦心阐发的,积极的,先锋的思想意义,语言和叙述也大有修改的必要。而郭敬明的粉丝们真的会同意修改吗?他们所钟情的难道不正是那一种奇特的表达方式吗?郭敬明的作品受到喜爱,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语言和形式而非其思想内容。我认为青春文学可能最大的贡献,是给出了被后来网络文学所吸收的,一种不正经的,带调侃带嘲讽,内容和青春主题、校园生活相关,却又能被宽宥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一出现就能让人迅速联想到青春文学。这在priest的作品语言中随处可见,我很想有机会能问问她有没有读过郭敬明的作品。


之所以我读这本郭敬明批评时会想到priest,一是因为二者都尝试了许多题材:玄幻、言情、现代都市等等;而且priest正好处在杨玲老师所论述的早期耽美作品的延长线上。要说“鼓舞着当代年轻人继续相信中国梦”的话,我认为priest能甩郭敬明几条街。而至于女性意识和女性故事这一块,不知道杨玲老师又会怎么看priest呢?


初稿于2021.11.23

修改于202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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